在出版的新书减少了28%左右的情况下，主营业务收入提高45%左右，发行码洋提升约25%，前100种图书单品种销量平均提高约2000册……回顾刚刚过去的2017年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在减品种、增效益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，实现了向管理要效益的新飞跃。

　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医师承编辑部主任刘观涛，策划过《求医不如求己》等多种中医类畅销书，有着丰富策划出版经验。但刘观涛在过去一年中还是做出了一些新尝试，比如，图书的页码通常200—300页，字数15万—30万，他却打破常规，推出全书只有3万多字的《针灸简明手册》，同样做出了厚重感、书卷感。“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么多字数，如果图书内容足够精良精致，3万字、5万字也可以做成精品图书。”而这样的策划在之前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并不常见。原因在于除了个人策划出版的革新，更重要的是背后出版社在绩效考评体系上的有力支撑。

　　过去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形成了重字数、重品种、重印制码洋的绩效考评体系。2017年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提出“减品种、增效益”这一战略方向。“2017年我们推行力度比较大，效果比较好。”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范吉平告诉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。

　　“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已近而立之年，由初创阶段的人性化管理向制管理的提升，既是国家形势要求，也是出版社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内生需求。”在范吉平看来，改变这种粗放、传统的管理体制势在必行。“好的出版社都会关注营销、关注市场、关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同提升，让每一个品种都朝精品努力。”

　　2017年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对既往的绩效考评体系进行了修订完善，出台了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绩效考核暂行办法》，将过去的考核体系为“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指标为重点，体现绩效导向，兼顾运营管理，鼓励部门优化运营，提高效率，增强发展能力”综合指标考核的现代企业管理评价体系。

　　范吉平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刚满一年。在过去的一年中，在出版社内部，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管理体制。范吉平介绍，2017年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制度建设年，出版社为此成立了制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调研了近20家优秀出版机构。通过认真梳理，系统归类，深入研讨，找出了影响和制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，通过各职能部门的系统梳理、四轮修改和三次社务会研究，最终确立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“编—印—发—管”四位一体制度体系，总计100项制度，形成了制度汇编，以提升出版社的制管理水平。

　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原来的编辑岗位，只有文字编辑、策划编辑两种，如今加设了专门的营销编辑、规划编辑、管理编辑等岗位。范吉平说：“核心问题就是在各个部门都设立营销编辑，让大家关注营销。收入分配由过去的字数、本数、印数核算到个人，调整到关注利润、码洋、回款，核算到部门，通过增加营销编辑，改变绩效体制，这也是出版的一个方向。”

　　在数字出版部门，“与2016年相比，2017年数字资源销售收益增长153%，营收大幅提升，实现业务收入约220万元，2018年可以实现盈亏平衡”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张立军告诉记者，过去的一年，她所在的部门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2017年2月，社里将原来的全事业部拆分为市场部和数字出版中心，按照各自的功能和定位，使得两个部门的运作都更加高效。在张立军看来，“更加规范化的管理已经初见成效。大家在观念上变了，慢慢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。出版社的增长是方方面面的，2018年这种增长的效果将更加明显”。

　　在印制发行环节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通过印装企业招标采购这种方式，2017年至少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节约成本约320万元，目前排版工价回到了2015年的水平。在纸张涨价40%的条件下，很好地控制了印制成本。

　　“通过管理改善企业经营效益，职工收入也会随之大幅提升。我们估计，2017年出版社员工收入比2016年提升约30%—35%，甚至更高。”范吉平说，2018年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将进行中医药图书出版的供给侧，进一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通过激发出版社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，实现出版社的快速发展，加快传统出版向融、新的转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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