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2019年5月19日，宋宜川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康复中心）的音乐治疗室为患者弹唱歌曲。）

　　脊柱和颈椎手术的第二天，强烈的痛感从背上两条十几厘米的刀口扩散开来，它们时刻提醒着宋宜川，自己可能再也没法站起来，没法上台唱歌了。

　　7月的阳光透过北医三院脊柱外科病房的窗户，打在床边，给清冷的房间增添了丝丝暖意。宋宜川心如死灰，“爸，你给我唱首歌吧，我想听你唱歌，” 他侧过头说，声音闷得像堵在嗓子眼。

　　宋名贤靠在儿子病床边轻声唱起《塞北的雪》，这是他干活时常哼的一首歌。他是一名普通的铁职工，也是儿子音乐上的启蒙老师。宋宜川盯着父亲，熟悉的歌声让他暂时忘了伤痛，平静下来。

　　每天8点，宋宜川都会穿着白大卦，坐着电动轮椅，经过医院的无障碍通道去音乐治疗室上班，与其它康复训练室不同，这里没有想像中那些专业的医疗器械，摆放的是钢琴，吉他，手鼓和各种乐器。

　　成立于1988年的康复中心，直属中国残联，是一家以康复为特色的三甲医院。随着中心康复体系的不断扩大，2016年音乐治疗中心落成。

　　下午2点左右，宋宜川拿起吉他调了调音，陆续有家属将接受康复的亲人推进音乐治疗室，围坐在宋宜川周围。音乐声响起，治疗开始。

　　“嘴张开，吸气，很棒，慢慢来。”宋宜川大声反复着，并竖起了大拇指。在宋宜川眼中，这些坐在轮椅上的人与他有着相似的经历，他们不是患者，而是“战友”。

　　（在治疗前，宋宜川根据每位患者的病例制定相应的发声和语言训练。治疗初期会从锻炼呼吸功能开始。）

　　2007年，宋宜川在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读大三，为了缓解父母经济上的压力，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在酒吧驻唱贴补生活。

　　然而，人生轨迹在这年8月发生了彻底改变。宋宜川暑假在学校广告栏上看到一则招聘群演的广告，他到应聘，结果被在小黑屋里。他从4楼爬下逃走时被拽得失去平衡，摔了下来，造成脊柱爆裂性骨折。

　　2007年9月2日下午，他们从就诊的北医三院来到康复中心。一周后，当父母把轮椅推到宋宜川眼前时，他眼泪开始止不住地往。从梦想站上舞台到坐在轮椅上的落差，让宋宜川感觉自己的人生戛然而止。

　　一次偶然的机会重新燃起了宋宜川对音乐的热情。2009年10月30日，残联艺术团邀请他参加一场演出。宋宜川唱了5首歌，观众反应很热烈。那场演出，成为宋宜川状态的的分水岭，“是一个让我进入亢奋而激烈状态的开始。”

　　2016年7月8日，音乐治疗中心成立，宋宜川投了简历，随后被医院录取。阔别9年之后，他再一次回到这个曾经让他经历、又重燃希望的地方。“这是另一个舞台，也是更有意义的舞台。”

　　（上课期间，因为长时间坐在轮椅上，宋宜川的双腿经常出现肌肉痉挛，会剧烈抖动。没有辅助器械放松肌肉，他只能用双手使劲儿按住膝盖。）

　　（康复期间，母亲做过护工、保洁，最多的时候一天打三份工，除了日常开销，还要清还宋宜川手术时借的外债。2013年3月，宋宜川在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，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小录音室。5月，录音室开张。“一张唱片几千块钱，对于我们是笔不少的收入。”）

　　用音乐做康复治疗，宋宜川有自己的一套方法。“因为我本身学习音乐，发声是我们的基本功。一些患者说话没力量，一个是因为受伤后腹部没有力气，不知道怎么发声；还有很大原因是心理上的，不想开口讲话。”宋宜川会根据每个患者的病情为他们做一些特定的康复治疗。对于语言能力的患者，他会让他们用音乐把一些日常生活用词唱出来；而对于不愿开口的患者，宋宜川则更多的是帮助他们树立信心。

　　（“我理解他们，他们信任我。”宋宜川成为很多患者的朋友，一些不愿意和亲人说的话他们常常会找他聊。）

　　刘建军自幼患脊髓灰质炎，1993年医学院毕业后就来到康复中心儿童康复科工作。病房、门诊、家，就是刘健军每天的生活。

　　不同于成年康复，儿童康复的效果和恢复潜力会比成年人更大，“像一些发育迟滞的小孩，他们通过这种积极的、早期的康复，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孩子。”刘建军说。

　　儿科病房里，刘建军双臂夹着拐杖，用器械轻轻敲打一个患有脑性瘫痪婴儿的膝盖。面对全国各地带着孩子来治疗的家长，他时常会想起小时候父母带着自己四处求医时的焦虑。

　　因为儿童康复中心的患者比较多，加班已经成为刘健军工作的常态。“经常写病历写到半夜，从早晨8点工作到晚上11点才回家。不过当有家长打电话来告诉我，他们的孩子恢复得很好，有的已经上学了，我还是很欣慰的。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好不容易。”

　　康复中心会根据每个病人的恢复情况进行治疗，少则几个月，多则几年。当治疗结束后，社会职业康复科会帮那些准备走出康复中心的患者，面对再次踏入社会的。

　　2000年的一个寒假，孙知寒因为一次意外车祸造成脊柱受伤，那时他正在昆明医学院读研，“当知道自己要一辈子坐轮椅时，突然就不知道以后的该怎么走了。”

　　康复期间，医院了解到孙知寒的情况后与昆明医学院协商，让他边康复边参与课题研究，成为一名实习医生。

　　一些患者想通过训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——能走能正常生活，其实很难实现。孙知寒认为，在康复后期训练中，重点应该从身体机能转向社会属性的恢复。如何让患者敞开自己、适应社会，孙知寒和职业康复科的医生们尝试了很多办法。“指导他们如何开网店、组织患者参加活动、给学生补课为返回学校做准备”这些都成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。

　　在孙知寒看来，国内很多城市的无障碍设施都不够完善，“对于患者来说，任何一个台阶都可能是无法逾越的高山。” 交通设施方面也存在很大问题，很多所谓的“无障碍车”门槛依旧很高，未受过相关培训的司机也没有放置斜板帮助残疾人上下车的意识。

　　而比完善基础设施更任重道远的，是改变社会大众对于残障人士的与刻板印象，让他们不用再接受旁人异样和同情的目光。

　　“我就是我，不怕寂寞也不怕曾经失去的太多……”音乐治疗室里，一天的治疗已经接近尾声，宋宜川唱起10年前为自己写的歌，《我就是我》。接受完康复治疗的患者们在歌声中缓缓推动轮椅，消失在傍晚的余晖里。俞灏明烧伤后复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