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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一个医院的无奈:欠费难结 “被”
  •   梦见楼房倒塌在精神卫生防治中,医院位于最前沿,也是矛盾最集中之地。邵阳市医院,始建于1959年,作为湘西南地区最大的医院,精神卫生防治的各类问题在此均有体现:经费不足、病人欠费、曾他人的病人无法出院、地方送来“人”、医护人员人到等。

      他手指头顶的伤疤,意指要去死。伤疤是他此前为求出院而两次后留下的:“要么送我出去,要么我就死在这里”。袁小军在医院已经6年了。医生舒卓说,从病情上讲,袁小军可以出院了。但是,没人愿意接他。

      2005年秋,27岁的袁小军突然提刀连砍5人,其中3个是孩子。后果是,3人死亡,2人重伤。而被害者跟他无冤无仇。

      精神鉴定结果显示:袁小军患精神症。2005年10月,他被警方送至院治疗,两个多月后,其精神症基本治好。

      为了袁小军出院一事,医院作出了很多努力,联系警方,说这事得找;医院联系当地县、乡和村委会,说明袁小军只要服药,病情复发的可能性极小。但是,没有一处愿意接收他。

      《精神卫生法》草案,“有违反刑法行为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,依照有关法律的进行处理;需要实施强制医疗的,由机关执行”。而此类病好后,能否出院?如可出院,什么部门接收?该法未提及。

      舒卓说,袁小军住院的费用,由有关部门按最低标准支付。另有一类病人,不出院并欠费,让医院更为难。

      病人欠费到一定程度,医院的办法是在其病情基本稳定的情况下,将其“回家”。医院院长吕春江说,每年送回去的病人有50多个。这些病人,少的欠费一两千元,多的欠费5000多元。

      为能将欠费病人送回去,医院特批每个科室可免费使用救护车3000公里。因为如果住在医院里,“要吃饭,要吃药”,欠费会越来越多。这有些不近人情的举措,其背后是吕春江的困局,医院每年获得当地财政拨款190万元,只够给全院300多名员工发3个月工资。其他的支出都要靠自筹。如果不能从病人身上收取费用,医院就要关门。

      《精神卫生法》草案提出了对欠费的保障方案,“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,所在地县级应当对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给予资助。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的,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,国家给予救助”。

      这让吕春江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。但“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民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卫生等部门制定”的条款,表明最终实现还需时日。

      一些重要时刻,地方的管理压力会大增。每年,都有一些人被送到医院,少的时候三五个,多的时候十来个。

      邵阳市医院的前身是1959年10月创办的“邵阳专区疗养院”,当时是“管理为主、治疗为辅”。9年后,疗养院被卫生局接管,成正的医院。

      作为湘西南最大的医院,到邵阳市医院就诊的病人,除了来自本地区外,还有来自周边的娄底、永州等地,甚至还有安徽、广西、贵州等地的患者。今年6月,医院最高的日住院病人达到850人,超出医院接诊能力,只能通过加床的方式解决。

      吕春江说,在一些重要时刻,地方的管理压力大增。每年,都有一些人被送到医院,少的时候三五个,多的时候十来个。

      吕春江说,这些人有部分自知能力,原则上不能接收;但他们是当地送来的,能不收吗?这是一个难题。

      一方面,“病人”确实有一些偏执、固执、人格障碍等“病”;另一方面,当地出钱治,“你不花钱看病呢”。

      《精神卫生法》草案有一条,“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自身、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、公共秩序行为的,其监护人、近亲属、所在单位、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、当地机关应当立即予以,其监护人、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”。

      然而,这种情况与《精神卫生法》草案强调的一种相悖:有自知能力的人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入院。

      吕春江认为,无论是人的入院还是出院,都应该由专业的学专家组来决定,完全出于专业的需要来确定。为避免利益纠葛,这个专家组应该,不受医院等机构干扰。

      200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两名女在病房巡视时,袁小军带领另外4名病人,突然抱住,她们不能喊叫。接着,袁小军从身上搜出钥匙,逃离封闭病房,直奔医院外。

      1995年,一名在病人活动场所洗手时,被一名病人用凳子砸死。这名病人患有“被害妄想症”,此前,这名给他打过针。

      “飞越疯人院”事件后,很多家境好点儿的办理停薪留职。医院招聘格外困难。当其他医院招聘时,吕春江总要担心,这次又会有多少人跳槽呢?卫生部一项调查表明,上世纪80年代以来,到医院工作的本科医学院校毕业生流失率达50%。

      对这些不确定的风险,医院的因应之策渐多。医护人员巡视病房时,要背靠墙走,防止来自背后的;医院聘用了20多个男护工;每天对病房进行安全检查……

      吕春江说,当病人被送进院时,医院就负起了监护病人的责任。这种监护权过渡后,医护人员的权益并没有相应得到特殊的,怎么办?

      面对精神卫生防治日益艰巨的现实,吕春江赞成的解决之道是:将人的治疗和康复分离,医院负责人的治疗,社区、乡镇康复中心负责病人的康复。人发病时,送往院救治;病情稳定后,再送回康复中心。

      吕春江期待的设计是,医院由财政全额拨款支持,不再依靠人养活;病人出院后的康复、维持治疗费用,则由病人家庭出钱。

      这种设想的理由是,当人发病时,不仅危害自身或其家庭,还会对他人、社会造成危害;对严重人的救治,不仅对人有好处,也对整个社会有好处。

      这方面的转变正在进行中。邵阳市医院被纳入国家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建设中,获得国家财政投入2400万元,新建一座门诊医技大楼和一座综合住院大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