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基解密黄菊内幕2001年12月，徐斌入住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，被诊断为精神症。虽然治疗有效，但他出院后擅自停药，病情复发，常常无故发脾气、骂人，甚至父亲。2003年7月12日，徐斌被送往青春康复院，父亲作为监护人向康复院出具住院知情同意书。经诊断，徐斌的病症为精神症偏执型。2008年下半年，父亲过世后，徐斌所在居委会指定徐斌的大哥徐国为其监护人。

　　住院期间，徐斌多次要求出院，理由是自己已经康复。2011年2月，他曾擅自离院出走。两个月后，院方找到徐国，要求他将徐斌接出青春康复院。然而，徐国也有苦衷：“我在广东打工，要养家糊口，家中实有困难，继续将他留院治疗。”由于徐国态度，徐斌多次要求出院均不了了之。

　　之后，徐斌又设法找到母亲刘女士，要求将自己的监护人变更为刘女士。2012年，刘女士提起诉讼，要求变更监护权。普陀区法院审理认为，徐斌的生活、就医等相关事宜长期以来均由徐国负责落实。徐国尽到了监护职责，居委会指定并无不妥。刘女士已年迈，且无住房，月收入仅有八、九百元，无力履行监护职责。因此，法院驳回了刘女士的诉请。

　　2013年5月1日，《精神卫生法》 正式实施，其中“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”。这让徐斌看到了希望，他委托律师向青春康复院发函，要求他们办理出院手续。未获准许后，徐斌将青春康复院和徐国诉至法院，认为两被告强制留其住院的行为共同了原告的权，要求停止侵权等。

　　“按照，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的，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手续。”青春康复院认为，原告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，应继续住院治疗。另一名被告徐国未出庭应诉。

　　审理中，法院委托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重新鉴定。依据鉴定意见书，法院判定，原告的精神症状并未痊愈。在没有新的证明其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，仍需采取相关措施。

　　当然，原告的权益同样受到法律。而根据目前的情况，将原告安置在康复院进行治疗，是徐国认为最好的方法。原告的二哥、原告户籍所在地居委会，与徐国意见相同。

　　法院同时认为，原告不是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，而是在原告父亲、已经有危害他人安全行为的情况下，由原告的父亲在居委会的协助下强制将其送入康复院的，故不适用于《精神卫生法》相关。

　　案件判决后，记者采访了华东大学教授傅鼎生。他指出，从目前的法律来看，对“送院”患者监护人接收的行为，要认定为侵权，尚缺乏法律依据。因此，如果患者属于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处于被监护状态之中，在监护人不同意患者出院的情况下，不能据此要求医院承担责任。

　　“现实生活中，确实存在监护人对精神病患者监护不到位、关爱不足的情形。”傅鼎生认为，对于未履行监护职责或者监护不当问题，应当通过其他诉讼途径解决。例如，依据《民法通则》第18条的撤销监护人资格、请求不履行职责的监护人赔偿损失。(记者 陈琼珂 通讯员 吴一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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